一﹑重視中國生命智慧經典的意義

　　西方社會雖然也發生過政治乃至文化革命,但往往只是實行政教分離,並沒有取締宗教在教化人心﹑提供精神支柱方面的功能,並沒有從根本上削弱乃至否定經典的價值與作用｡雖然20世紀的解構主義也曾經出現過否定傳統的思潮,但充其量只是一種思想界的思想革命,並未得到全社會尤其政治的推波助瀾,乃至成為一種社會政治思潮,而且諸如芝加哥大學等開設有「偉大的經典」課程,有些西方教育家甚至將講授經典的課程稱為永恆課程,將開設永恆課程的教育稱為永恆教育｡與西方相比中國的五四運動得到了政治的支持,在較長歷史階段成為一種社會政治思潮,乃至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思維習慣與生活方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是深遠的,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經驗和教訓｡其實行政治革命乃至逐漸取締儒家甚至傳統文化在教化人心﹑提供精神支柱方面的主要作用的做法,並非無緣無故的,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歷史發展的某些必然性｡我們應該看到,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較量是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第一階段是明末傳教士東來到鴉片戰爭爆發,這一階段是真正的文化交流時期;第二階段是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這一階段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西方的船堅砲利,於是提出了中體西用的文化觀念,但洋務運動的失敗最終使他們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優點並不僅僅在於船堅砲利,更在於政治制度,但辛亥革命的失敗又一次教訓了中國人,使人們認識到中國的落後並不僅僅在於政治制度,乃在於整個中國文化,於是產生了全盤西化的思想,歷史就進人第三階段｡但全盤西化觀念的橫行無阻,並沒有像五四精英們所想像的那樣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面貌,倒是中國早有的重視自我道德修養,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偉大民族傳統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於是歷史才有可能進人第四階段,使我們在經歷了中體西用﹑全盤西化的偏頗之後,有信心完成中西文化的真正的有生命融合的階段｡因為對西方文化的學習,需要一種自主自立的思想氣度,一種超越現實功利的意願和一種敢於正視人類存在深層意義的勇氣,而這正是五四以來的許多知識分子所缺乏的｡
　　欲亡一國之民,必先亡一國之文化｡近代中國的真正悲劇不僅在於經濟的落後,更在於民族自尊的缺失｡現代中國的這一問題歸根結底開始於五四精英們錯誤地將國家的落後歸罪於文化的落後｡余英時指出:五四運動的錯誤在於,“未能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確態度,未能了解文化的再造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軀殼而在生命,並且它所提出的'全盤西化'的偏激口號也因過於損傷民族自尊心無法為一般人所接受｡五四運動為什麼有這樣的錯誤呢?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太忽略對自己的了解”｡［余英時:《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檢討》.《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20世紀中國文化的構成基本上是由東洋派﹑西洋派和本土派構成的｡其中東洋派以魯迅﹑郭沫若等為代表,主要是留學日本,在日本間接地感知了一些西洋文明的印象,並不真正了解西洋文明實質,也沒有十分透徹地把握中國最高生命智慧,甚至並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代表中國生命最高智慧的經典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構成｡這批知識分子雖然一生的文化修養甚至思維定式受制於中國文化精神,卻白始至終不承認中國文化的價值｡西洋派,以胡適為代表,主要是一些留學歐美國家直接而且真切了解了西洋文明真實現狀的知識分子構成,這批知識分子雖然青年時代極力張揚西洋文明,甚至極端地批判了中國文明乃至東方文明,但中年乃至晚年基本上走向了其反面,由中國文明的反對者轉而成為中國文明的研究者﹑張揚者｡其中如方東美等可能轉變得較快,他們往往以後來的實際行動糾正了青年時代的片面與淺薄｡本土派以熊十力﹑梁漱溟等為代表,他們雖然沒有走出國門,卻總是喜歡將中國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觀照和透視,每每能夠發現中國文化精神,而且從來沒有喪失過自信｡其中為數不多的學者如馬一浮,既留學過日本﹑歐美國家,同時又對中國乃至東方文明十分精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所有派別的片面與偏激,而且以融會貫通中國乃至世界文明而顯示出絕無僅有的魄力與氣度,屬於中國文明的真正脊梁｡縱觀20世紀中國文明的最高成就,雖然本土派與融合派在整個20世紀甚為寂寞,但貢獻最大｡遺憾的是中國歷史卻錯誤選擇了西洋派尤其是東洋派,而忽略了本土派和融合派｡近年來興起的國學熱不僅是對西洋派尤其東洋派反傳統思想的一次反動,而且也是對本土派﹑融合派以及部分西洋派張揚中國文明所形成的所謂新儒學的一種的肯定｡儘管當前國內一些大學也開設了國學經典的課程,但還是有人對此持有疑慮｡
　　國學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因為它是中華民族生命智慧的最高結晶,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紮實根基,是幾千年來維護我們民族屢經劫難而生生不息的強大紐帶｡閱讀這些經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能幫助我們建立做學間的基礎,更在於能達到修身養性﹑體悟生命智慧的目的｡包括儒釋道經典在內的所有國學經典,應該說都是歷代聖賢生命智慧的結晶,只是由於體悟的角度﹑著眼點乃至層次的不同而顯示出差異,如《金剛經》有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金剛經·無德無說分第七》]
　　國學經典歷來被歸納為經﹑史﹑子﹑集四大類,但應該是沒有明確界限的｡經,過去也許只是指儒家《易經》,乃至後來所謂十三經,但我們可以將其擴展為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之最具權威性的經典,如儒家的《易經》﹑道家的《道德經》﹑佛教的《壇經》等;子,過去主要指儒家十三經之外的諸子典籍,我們現代可以將儒釋道經典之外其他著作如 《莊子》﹑《韓非子》﹑《墨子》,乃至所有《諸子集成》等都作為這類;史,主要指歷史典籍,如《春秋左傳》﹑《史記》﹑《資治通鑑》,乃至所有“二十五史”等;集,主要個人別集﹑總集等,別集如《韓愈集》,總集如《全唐詩》等｡無論如何歸類,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所有這些國學經典,其實都是蘊涵著豐富的生命智慧的,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乃至生命精神的載體｡
　　但是在浩如煙海的國學經典之中,一定要選擇三兩部終生讀之而不為浪費時間,每次閱讀總有所獲,且每每超越知識局限,不僅僅對獲得諸如學歷﹑學位﹑職稱﹑職位,乃至職業有用,更對人生乃至生命有醒酮灌頂作用的生命智慧經典,在我們看來,《易經》﹑《道德經》和《壇經》這三部經典即具有這樣的作用｡不僅僅因為這三部經典已經完全超越了煩瑣的知識細節具有了生命智款經典的性質,而且在於這三部經典最能代表﹑最能體現作為中華民族最高生命智慧的儒釋道三家的最高生命智慧｡這三部經典作為中國儒家﹑道家﹑佛教文化最高生命智慧的體現,各有獨特的生命精神:其中《易經》雖然並不直接彰顯生命智慧的價值與意義,但經的部分每一卦辭都蘊涵著豐富的生命智慧,是古代智者生命智慧的結晶;《道德經》雖然明確反對智慧,但它所反對的嚴格來說主要是巧智﹑機巧乃至小智慧,而並不一概反對真正明白四達的生命大智慧,整部《道德經》可以說是對真正生命大智慧的精闢闡述｡至於《壇經》,作為國人創造的唯一一部以經來命名的佛教著作,更是將生命大智慧作為核心命題,將明心見性作為證悟生命大智慧的根本途徑,顯示出了無與倫比的透徹睿智｡再者三部經典也確實體現了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各自的生命精神,且恰到好處地形成了優勢互補的完整體系｡如果說儒家崇尚自強不息﹑剛健篤實的進取精神,道家則主要強調了清靜無為﹑無執無爭的柔讓精神,佛教則主要重視明心見性﹑自悟成佛的超越精神｡如果儒家主要是積極人世,佛教主要是積極出世的話,道家則不入不出｡如果真正的生命大智慧平等不二﹑不取不捨﹑通達無礙,那麼,對儒家﹑道家﹑佛教生命智慧不取不捨﹑無執無礙,才是對生命大智慧最為通達無滯的體悟和最為爐火純青的運用｡
　　在這三部生命智慧經典之中,也許有些人會懷疑《易經》僅僅是一部占卜書﹑《壇經》僅僅是一部宗教著作,甚至有宣揚封建迷信的嫌疑｡這其實是對兩部生命智慧經典的最大誤解｡《易經》是中國生命智慧經典之中最為原始且最具可操作性的生命智慧經典｡人們甚至在人生的不同際遇之中隨便可以找到與之相對應的富有生命智慧的闡述,所有這些無不對身陷各種際遇的人以深刻的啟發和正確的指導,最起碼能夠使人在各種際遇中免遭挫折和失敗｡據《論語·述而》記載,孔子曾有這樣的感慨:“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程樹德:《論語集釋》]這就是《易經》能夠使人正確的一個有力證據｡人們總是錯誤地理解了這句話,以為這是孔子四十餘歲時對自己未來的一種打算和展望,以為天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才可以無大過,這是因為他們深信聖人是不犯錯誤的,更無大過的｡其實孔子這句話應該是其晚年的追悔之詞,是經歷了多年周遊列國的四處碰壁之後的頓然醒悟,是對自己五六十年乃至終其一生追求和生活的一次深刻檢討,是說如果光陰能夠倒回去讓他從五十歲起就能夠像現在一樣對《易經》有高度認識,乃至愛不釋手,韋編三絕,終其一生就不會犯大過｡關於孔子晚而好《易》的說法,應該是有一定說服力的｡《論語·子路》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從這段文字記載來看,孔子不僅引用 恒卦九三爻辭,而且明確主張通過學習《易經》來提升自身修養,而不是用來占卜的｡另外據帛書《要》記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亦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漢書·儒林傳》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帛書《要》記孔子與子貢力辯他好《易》“與史巫同途而殊歸”,還說:“故《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甚至還說;“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兇,順於天地之心,此謂《易》道｡”但是這並不證明孔子不會占卜｡大概在所有生命智慧經典之中,唯獨《易經》有此妙用｡這並不是鼓勵人們每逢事情必須占卜,事實上只要真正深諳盛極必虧﹑物極必反的易理,是不占而知凶吉禍福的｡
　　至於《壇經》,真正拋開佛教的宗教外衣,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所蘊涵的豐富而深邃的生命智慧｡包括《壇經》在內的佛教經典所追求的其實是對生命大智慧的大覺大悟,如“禪”,鈴木大拙說:“是見性的方法,並指出我們掙脫 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鈴木大拙:《禪與生活》]如“成佛”,用印順法師的話說,“就是體悟真理,實現自由”[印順:《佛法概論 》];至於“般若”,《壇經》等佛教經典本身就闡釋為智慧,只是這種智慧不是一般意義的智慧｡一般意義的智慧,可能僅僅是一種“技術上的特長或德性”,即使在更高意義上也只能是亞里士多德所謂“本性上最為高尚的科學和理性”[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其實所有這些智慧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小聰明﹑小智慧,是建立在二元分別之心和煩瑣知識經驗基礎上的所謂“準確”判斷和“正確”取捨,如亞里士多德所謂“明智在於深思熟慮,判斷善惡以及生活中的一切應選擇或該避免的東西”[亞里士多德:《論善與惡》,《亞里上多德全集》第八卷]｡而禪宗的這個智慧實質上是建立在無善無惡﹑無是無非,乃至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不二論基礎上的生命大智慧,即所謂般若智慧,所謂真如本性｡達摩這樣解釋道:“不處無明為大智慧｡”[達摩:《悟性論》:《禪宗六代祖師傳燈法本》]這也就是老子所謂明白四達的“襲明”[《道德經》第二十七章]｡其實真正最高層次的智慧是 《心經》之所謂“無智亦無得”[《心經》《禪宗七經》],是《華嚴經》之所謂“得無所得”[《華嚴經》卷二十九]｡事實上無論哪一種智慧,都是有價值的｡《增一阿含經》有云:“唯智慧成就為第一義”,只是這一智慧如池大師所說“非聰明才辯之謂”,而是“見自本心”的“上上智”[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卷一《淨宗祖蓮池大師淨土集)下]｡即使作為聰明才智之智慧,最起碼也有基督教《 箴言》所說的價值:“心中有智慧,必稱為通達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學問｡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懲治｡”[《舊約全書·箴言》第16章第21-22節]至少比無知要進步得多,如柏拉圖認為“無知是一種惡”[柏拉圖:《斐萊布篇》,《柏拉圈全集)第3卷]｡只是幾乎所有宗教,無論基督教﹑伊斯蘭教,都將至高無上的智慧,以及自身獲得智慧的希望寄託於上帝或真主之類的神靈,如《古蘭經》有所謂:“真主確是萬能的,確是至睿的”,“他以智慧賦予他所意欲的人;誰 禀賦智慧,誰確已獲得許多福利”[《古蘭經》第二章];《傳道書》亦云:“神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唯有罪人,神使他勞苦,叫他將所收聚的﹑所堆積的歸給神所喜悅的人｡”[《舊約全書·傳道書)第2章第26節]唯獨佛教將智慧歸於人自身的本性,將超越乃至涅 槃的希望寄託於人類自身｡達摩有云:“佛從心出,心能生佛”[達摩《悟性論》]禪宗認為人人本性中都存在智慧,甚至這個未經後天影響的本性,即是無二之性,也即是佛性,是般若智慧｡《壇經》自序品有云:“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壇經》《禪宗七經》第329頁]唯其如此,不是佛度化眾生,而是眾生自度,不是佛解脫眾生,而是眾生自我解脫｡《維摩潔所說經》[《維摩潔所說經》《禪宗七經》]有云:“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維摩潔經·文殊師利問疾品》]這也就是《壇經》所強調的“自性自度”｡所謂“自性自度”,其實就是“眾生各各自度”,就是“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壇經·懺悔品》],也就是只要誰明心見性,就能成就智慧人生｡這與 《國際歌》之“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幾乎同出一轍｡至於宣鑑禪師所謂“這裡無佛無祖｡達摩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屍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驢橛”[普濟:《五燈會元》卷七]之類的說法更是通過呵佛罵祖極端破除了偶像崇拜｡其實至少在原始佛教時代,佛陀仍然是人間的聖者,而非上天的神靈,如《增阿含經》等見品有云:“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也許印順法師的闡述,更有利於人們理解佛教的精神實質｡他這樣闡述道:“釋尊是人,不是天上的上帝,也沒有冒充上帝的兒子與使者,向人類說教｡所以佛法是人間覺者的教化,也不像神教者假託經典——《吠陀》﹑《新舊約》﹑《可蘭經》等為神的啟示｡這｀佛出人間'的論題,含有無神論的情調｡”[印順:《佛法概論》]任何哲學都可能有著幾乎相同的生命智慧,但佛教尤其禪宗比其他宗教哲學明顯更具無神論色彩,更強調人類自身的本性乃至智慧,這顯然有利於提高人們的自信心,有利於引導人們走出現代文明所導致的焦慮而證得生命大智慧,贏得生命的自由解放｡
　　如果說《易經》﹑《道德經》和《壇經》三部經典有著共同的生命精神,這個精神就是對最高生命智慧的追求與張揚｡最高生命智慧往往不是一般意義的技藝｡一般意義的技藝雖然也可能蘊涵一定的生命智慧,如莊子寓言和宗白華美學都有這方面的闡述,宗白華認為:“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宗白華:《美學散步》]但技藝畢竟是技藝,不過是在單一選擇基礎上依賴長期訓練乃至熟能生巧而形成的對單一活計的特別熟練而已,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乃至掛一漏萬的缺憾,而且越是熟練,存在這種缺憾的可能性越大｡最高生命智慧也並不是知識｡知識雖然視野更開闊,掛一漏萬的缺憾有所改變,但畢竟仍然存在一定選擇性,仍然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仍然有所分別和取捨｡只要有所分別和取捨,就必定有所漏失;只要有所漏失,就只能有所知而有所不知,而不可能是一種無漏智慧｡克里希那穆提亦云:“知識永遠是不完善的,而由知識產生的一切思想都是有局限的﹑部分的﹑絕不是自由的｡ ＂[克里希那穆提:(生命之書-365天克里希那穆提撣修》]真正的最高智慧常常建立在不二論基礎上,既不分別,也不取捨,當然也無所漏失,所以常常是無所知而無所不知的｡ 這種無所分別﹑無所取捨,乃至心無高下﹑得無所得的生命智慧,才是真正的最高生命智慧｡這種智慧顯然超越了巧拙﹑善惡﹑美醜等二元分別,超越了掛一漏萬﹑知之甚少的技藝層次和有所分別與取捨﹑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的知識層次,而進入了無知而無所不知的更高境界｡也許人們井沒有關注這種智慧,但正是這種智慧才真正是豁達自如﹑無所不知的｡釋 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所謂“無知”的慨嘆,其實也正從不同側面體現了這種智慧｡如僧肇所云:“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僧肇:《肇論·般若無知論第三》]
　　儘管在任何時代,最高層次的生命智慧都是不能為大多數人所理解的,人們只能根據自己的知解力選擇適宜自己的經典進行閱讀｡正如西方人沒有選擇蘇格拉底而選擇了耶穌,中國沒有選擇老子而選擇了孔子,中國民間佛教徒沒有選擇禪宗而更多選擇了淨土宗一樣｡這主要是受到普通大眾的接受能力的限制,也許柏拉圖的說法更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這一現像,這就是“普通心靈的眼睛難以持久地凝視神聖的東西”｡[柏拉圖:《智者篇》,《柏拉圖全集》第3卷]其實許多生命智慧經典對這種現象本身都有闡述｡如《道德經》第四十一章即有:“上士聞道,勤而 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壇經》也有所謂:“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壇經·般若品》]儘管較之《道德經》和<壇經》,《論語》似乎更加通俗易懂,其生命智慧也相對有限,但孔子亦有“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的感慨｡這也確實顯露出讀者的接受水平是存在一定差異的｡
　　儘管閱讀生命智慧經典存在很大困難,但其意義是不可忽視的,是任何形式和層次的類似西方式現代教育所無法比擬的｡西方式學科專業課程教育往往以傳授所謂學科概念乃至知識譜係作為主要目的,充其量只能培養所謂專家｡這些專家無論有多麼高的文化程度,只能是囿於學科專業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成為只擁有最為專業的學科知識的“野蠻人”,而不是一個和諧發展的完整的人｡閱讀生命智慧經典,作為永恆課程的最為重要的價值是可以避免西方式知識教育可能導致的單向度化,而造就真正具有自身生命智 慧的和諧完整的人｡因為諸如《易經》﹑《道德經》和《壇經》等儒家﹑道家和佛教經典,確實是數千年來傳承下來的中華民族最高生命智慧的結晶,是千古哲人總結自身人生經驗而得出的最高智慧,是幫助人們破除執著二元論乃至有所知有所不知的知識迷信,獲得既不執著於二元論,也不執著於不二論,乃至無知而無所不知的生命大智慧,成就智 慧人生之最為關鍵的方法與途徑｡基督教也十分強調智慧的價值與意義,“智慧人必承受尊榮,愚昧人高升也成為羞辱｡”[《舊約全書·箴言》第3章第35節]所以儘管人們對閱讀中國生命智慧經典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意見,有些甚至明確反對,但閱讀生命智慧經典確實在任何時代都是一種最高境界的精神享受,都是人們成就智慧人生乃至幸福人生的關鍵｡